中国保险业：奋楫勇进扬风帆

70年风雨兼程。从仅有1家保险机构，到形成较为完善的保险市场体系，中国保险业在波澜壮阔的变革中闯过一道道艰难险阻。

70年砥砺奋进。从百废待兴，到市场规模排名全球第2位的国家，中国保险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筑起一张张坚实的防护网。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保险业带着革命、外资和民族产业的混合基因一路走来，在70年的光阴中，成长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机制，服务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抵御大灾风险的重要保障，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力量。

她受益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她见证过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曲折，她守护着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保险业正携带光荣与梦想，满怀激情与斗志，在建设保险强国的道路上大步前行。

与共和国同生

1949年9月25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6天时间，第一次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保险必须为发展生产服务的基本方针，确定了保险业的三个主要任务：保障生产安全，扶助贸易发展，促进城乡物资交流；保障劳动人民生活安全；保护国家财产。

同年10月20日，新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正式成立。

百废待兴、人才紧缺，面对前进路上的风风雨雨，新中国保险事业的创业者们迎着困难，勇于探索，靠辛勤的汗水赢来了保险业务的逐年增长，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

根据中国金融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的《中国保险史》数据，1953年，财产强制保险及运输工具强制保险分别比1951年增长3至4倍之多，比1952年也分别增长27％与45%；全部人身保险比1951年增长了273%。1950年－1952年，农村保险共收入保费4800多亿元（旧人民币），赔款1800多亿元（旧人民币），对于促进农业生产农村经济顺利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生产，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保驾护航，保险业也发挥了防灾防损、风险管理职能。根据《中国保险史》记载，当时，财产保险除了防火检查、防火宣传之外，还协助地方政府做好防汛、防台工作。农村保险结合承保和理赔工作进行保护牲畜的宣传，帮助农业社进行防疫检查。此外，1956年－1957年，保险业还补助了地方消防费用和牲畜防疫费用共约350万元（旧人民币）。

然而，一方面，由于当时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认识不足，导致对社会主义保险职能认识上产生偏差；另一方面，在学习前苏联国家保险中有生搬硬套的倾向，保险工作在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一些波动，一度影响了保险业务的发展。比如，1952年之后农村保险业务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冒进问题。为了纠正这些问题，到1953年年底，各地基本停办了农村保险。直到1954年11月，第四次全国保险会议才决定重新恢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石晓军在《中国保险70年》中提出，在农业保险的曲折发展中，“自愿性”原则最终得到确立，这实际上是中国保险第一次将商业保险和“国家保险”真正区别开的标志，为中国保险市场的形成奠定了商业伦理基础。

遗憾的是，稚嫩的保险业很快被打乱了成长的脚步。1958年10月，西安全国财贸工作会议提出：人民公社化后，保险工作的作用已经消失，除国外保险业务必须继续办理外，国内保险业务应立即停办。同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正式提出“立即停办国内保险业务”。

此后20年，中国保险业在历史的动荡中陷入了停滞。

大幕重启

1979年，伴随改革开放的大幕徐徐拉开，国务院作出“逐步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沉睡了20年的中国保险业在风云激荡中逐渐苏醒。

随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复业重开，中华联合保险公司前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牧业生产保险公司、中国太保前身交通银行保险部、平安保险相继成立。再后来，中国人民银行在100多张牌照申请中，批准成立了5家中资保险公司：华泰财险、泰康人寿、新华保险、永安财险和华安财险，民营资本带着希望进军保险业。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其中第91条第2款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产寿险经营的分分合合由此开始。

根据《迷失的盛宴》一书记载，1996年，人保“产寿分家”，“干部队伍中，多数人不愿意分出去，而愿意留在产险。因为产险家大业大”。改革开放以后，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家庭资产也在快速增长，机动车辆成为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上世纪80年代末始，机动车辆保险即超过企业财产险成为中国第一大财产险险种。直到现在，虽然占比在逐年下降，但车险的主导地位仍然没有被撼动。

当时不愿意离开产险的人们没想到，一支正在悄然成长的队伍不久之后彻底改变了中国保险业的市场格局。

1992年，美国国际集团（AIG）的全资子公司友邦保险获得一纸牌照，并将寿险代理人机制引入中国，引得国内保险公司纷纷效仿，在极短的时间内带动了寿险业超常规发展，保费收入快速超过产险。根据《布局：中国寿险业十年之鉴》的统计，1997年，全国的寿险营销员从1996年的12万迅速上升至25万人，寿险保费收入从40亿一下升至200多亿元。从1997年开始，寿险总保费首次超过产险总保费，达到600亿元，个人营销业务在1997年占到寿险总保费33%的份额。

代理人崛起后，单一的产品已经不能满足客户的多样性需求。寿险公司逐渐将业务发展重点从团险向个险转移，产品创新此起彼伏，终身型产品、定期返还型产品、两全保险都是在这个阶段被设计开发的。

不过，还没在喜悦中沉浸太久的寿险业很快被1996年5月开始的8次降息拖进残酷的现实，一年期存款利率从10.98%降至1.98%，导致中国寿险业出现巨额亏损。当时，年轻的寿险业不仅没有利差损的意识，甚至认为降息后，寿险产品收益率偏高，是做业务的最好时机。2003年，高盛的一篇研究报告对中国市场在那段时间内产生的利差损进行了估计，认为中国人寿、平安人寿和太平洋寿险等3家公司的潜在利差损约为320亿－760亿元人民币。

面对巨额利差损，3家公司都推出了保险保障低但能够使保费规模快速增长的投资理财型产品。投连、分红、万能在新千年之后的中国寿险市场上交替成为市场主导性产品。多年之后有关中短存续期产品的争议也是这里被埋下伏笔。

很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让高层深刻地认识到金融风险管控的重要性，1998年11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首任主席马永伟在新机构挂牌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保险事业的高度重视，显示出保险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标志着中国保险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全面发展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保险业率先在金融领域实现全面对外开放，成为我国金融体系中开放时间最早、开放程度最高的行业。参与中国保险业谈判全过程的马永伟回忆称，当时保险业在谈判中所占的位置远远超出了人们预想它应当达到的水平，“外国人宁愿在别的方面少要一点，而在谈到保险的时候却寸步不让，始终盯着不放”。

开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推动中国保险业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

2003年初，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提出：希望年内保险公司上市能有零的突破。到年底，经过艰难重组改制后的人保财险和中国人寿先后亮相港交所。迈出上市一步，对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同国际接轨具有重要意义。到今天，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平安、新华保险、人保财险、中国太平、众安在线、中再集团组成了境内外资本市场的中国保险军团。

释放市场活力是改革的目标，也是开放的要求。财产险和人身险的费率市场化改革应时开启。

2001年，第一轮车险费率改革在广东启动，重点是取消全国统颁条款和费率，由保险公司自主制定车险费率，并报监管部门审查备案。2003年，费率改革方案在全国铺开。遗憾的是，由于保险公司本身准备不足，难以支撑真正意义上的产品差异化。同时，车险销售的中介市场未能及时理顺，一时间造成市场混乱。2006年，这轮改革以费率和条款重回监管统一框架下告终。直到2015年，第二轮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启动。也许是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这次改革小步稳跑，对各地区的费率定价主动权逐步放开。

与车险相比，人身险的费率改革来得更晚一些。1999年6月，成立不到一年的原保监会下发《关于调整寿险保单预定利率的紧急通知》，规定“将寿险保单的预定利率调整为不超过年复利2.5%，并不得附加利差返还条款”，扭转了寿险行业“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情形。然而，在预定利率上限价格保护下，保险公司创新产品的积极性变弱，导致寿险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直到2013年，为了激励保险公司创新产品和服务，原保监会按照“普通型、万能型、分红型人身险三步走”的改革路线图，启动了我国人身保险的费率改革进程。

无论财产险还是人身险，费率市场化改革都是为了通过后端影响和调控前端合理定价，倒逼保险公司进行经营体制机制改革，撬动监管的改革创新。

在快速扩张的机会面前，有些机构一时失去了方向。2006年，受原董事长关国亮挪用巨额公司资金影响，新华保险的偿付能力降到61%。2007年，原保监会首次动用保险保障基金接管新华保险，探索出以市场化方式处置化解行业风险的经验做法。后来又被更成熟地运用到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处置上。保障基金的第三次出手是2018年救助安邦保险集团。

2012年，以风险为导向的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建设启动，并于2016年初步建成，这是中国保险监管史上一个标杆式成就，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世界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重要贡献。

向保险强国迈进

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简称“新国十条”），以顶层设计的形式明确保险业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发展保险事业从行业意愿上升到国家意志，揭开了从保险大国向保险强国迈进的序章。

借着政策的东风，保险业作为国家经济发展“压舱石”的地位越来越稳固，在支持实体经济、协助政府构筑民生保障网、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创新支农惠农方式、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截至目前，保险业开展的大病保险已经覆盖了11.29亿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患者实际报销比例在基本医保基础上平均提升了10-15个百分点；支农支小融资业务累计放款4382笔（次），共计34.28亿元，融资业务余额21.4亿元；2013年以来，中国信保为“一带一路”项目出具保单2300多张，累计向企业支付赔款超过27亿美元；截至2017年底，住宅地震保险累计为全国247万户家庭提供了1065亿元的风险保障；保险资金通过投资债券、股票、股权等已为实体经济直接融资8.8万亿元……一张张保单见证了保险业正把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功能落到实处。

在保险业欣欣向荣的同时，互联网经济也在飞速发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保险科技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保险行业的形态，也成为驱动保险行业发展的新动力，传统保险行业发展方式被打破，新的行业发展思路在重塑。

2013年起，众安在线、泰康在线、安心保险、易安保险相继拿到专业互联网保险牌照，以各自优势开始了“互联网+保险”的创新实践。与此同时，打通保险公司和用户服务的第三方互联网保险中介平台迅速成长，其中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为代表的流量巨头纷纷入场，为保险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倒逼传统险企按下科技转型的按钮。一边是高速发展，一边也接连暴露出新的问题。理财产品“高歌猛进”偏离了保险重保障的本质，少数险企公司治理乱象层出不穷。为了从严从实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17年以来，监管部门不断加强对保险公司的治理，严监管重锤接连落地。这些工作的背后，是意在推动保险业回归保障的初心，纠偏厘清行业定位和发展方向。

2018年，中国银保监会成立，保险业在新起点上开启了新的征程。

回首70年，中国保险业从起步到停滞，从恢复到成熟壮大，不断在创新与监管、政府与市场间寻求平衡。在为历史感到自豪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距离，要成为保险强国，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与发达保险市场存在差距，也正说明中国保险业的未来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保险业的发展应紧紧围绕我国经济出现的新特点、新风险布局，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大力推动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原有的增长方式，实现保险业的全面创新。（中国保险报）